张维为:改革开放40年,成功秘诀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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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6

要严格组织生活,紧密结合行业协会商会特点,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确保党内政治生活经常、认真、严肃。要加强党员管理,党员组织关系做到“应转尽转”,党员发展工作向协会商会倾斜。要配强党务干部,推行行业协会商会党员管理层人员和党组织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赵建国同志强调,行业协会商会党务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建设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学习研究,准确把握做好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的规律,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整体上台阶;要加强工作落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新局面。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刘忠祥分别围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作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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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走过整整40个年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 中国按购买力平价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建立了世界上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和养老。 中国如何取得如此之成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国际比较。 学习西方,亦坚持自我首先,与发展中国家比较。 过去数十年,发展中国家大致采用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全盘照搬西方,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完全照抄西方;另一种是全盘否定西方,举民族主义之旗,走与西方隔绝之路。

但两者效果都不佳。

全盘照搬西方的国家多数陷入政治机器空转,部落、种族、宗教矛盾激化,百姓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即使少数没有陷入动乱的国家,也无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而全盘否定西方的国家则大多陷入民粹主义泛滥,资金、市场和技术匮乏,民生艰难的境地。

中国避免了这两种极端的选择。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决定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绝不放弃自我。 1988年5月,一位非洲总统访华时曾问邓小平,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回答了四个字:“趋利避害。

”他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

”回望这些年西方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

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应该顺势而为,但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会带来灾难,所以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战略。 中国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

中国不仅不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用社会主义的优势来驾驭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终超越资本主义。

这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脱颖而出,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

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抱了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往往不是它们“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外国资本控制,甚至老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

从实际出发,稳健改革其次,与转型经济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 这些国家主要采用了两种改革模式:一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另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 前者的特点是“双休克疗法”,即以西方政治模式为蓝本一下子把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一夜之间完成了所谓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双休克疗法”的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选择了这种模式,结果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坚持原有体制,计划经济为主,辅之于极为有限的市场调节。

这些国家对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充满恐惧,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

中国避免了这两种选择,中国采取的是“稳健改革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大规模经济改革,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显著改善。

以经济改革为例,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发挥了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经济体,现在还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

不断探索,规避陷阱最后,与西方国家比较。 西方过去数十年向全世界推销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亦可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 大概忽悠别人的事情做得太多了,结果西方自己也真信这些东西,把自己一并忽悠进去。

西方话语创造了无数的所谓陷阱,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

其实,过去数十年,最大的陷阱就是两个,即“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 凡是克服这两个陷阱的就成功了,如中国。 凡是陷入这两个陷阱的就失败或走衰,如不少西方国家和许多非西方国家。

“市场原教旨主义”使西方许多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二十多年没有提高。 西方推动“民主原教旨主义”,把互联网变成了对他国进行政权更迭的工具,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量难民逃离战乱涌入欧洲,造成欧洲今天最大的政治危机;美国政坛也出现巨变,一些人说这简直是美国自己的一场“政权更迭”,在这场变革中新社交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成功避免了这两种原教旨主义的陷阱。

在市场问题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带来中国的迅速崛起。 在民主问题上也是一样,虽然中国的探索还在进行之中,但我们可以说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总体上优于只是依赖选举的西方制度;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实践的协商民主总体上高于西方愈来愈民粹的民主;中国的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及社会整合能力也明显强于西方国家。

回望过去40年,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不是没有磕磕碰碰,不是没有犯错误,但在涉及国家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上,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也因此而全方位和平崛起,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地真正找到成功之路的伟大国家。

(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